中国大江大河，西高东低，顺势而下。夏秋之际，降雨集中，是为汛期，雨多则为洪涝，雨少则为干旱；其次，降雨，由东向西，由南向北，渐次减少；再其次，四季分明，降雨集中，来得快，亦去得快，常常不得其利，反为其害。中国地理、天象独特而复杂，仅概要一二，凡此种种，形成洪涝与干旱，乃中华民族数千年栖居之两大祸患。

1991年夏我赴华东淮河流域采访水灾，使我直观地感受了水灾的恐惧和治水的紧要、迫切。1992年研究三峡工程和长江、黄河治理问题，通过实感和阅读，我发现，治水问题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技术问题，而是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，关乎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社会为了调整与自然的关系所衍生的文化、制度，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性特征以及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认识。总之，“治水”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。1998年大洪水，我前期在报社参与组织报道，后期赴湖北湖南采访，进一步印证和廓清了我的一些想法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迷惑，并产生了更深入研究的兴趣。

人类文明，傍水而生。在我看来，文明主要包括两种形态，一是制度，一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和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。马克思把东方文明概括为以“农耕文明”为特征的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，只说了一半，因为，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镌刻着非常明显的“商业文明”特征。无论是从古代文明还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，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具有商业传统的社会。特别是北宋以来之中国社会，城市规模庞大，商业活动区域广阔，交易工具发达。如果把古代历史切成一个个断面横向进行东西方比较，我们会发现与近、现代完全不同的文明景观。布热津斯基在《大失败》中……